培育支持型的科研文化

中国科研的未来有赖于年轻科研人员 的发展,而这需要有出色的教育和指导(Mentoring)。“出色的指导”在实 践中的含义要视情况而定,没有普适的方式,对于中国科研机构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其课题组的形式正日益从围绕一两个资深教授或研究员建立的大组, 转变为许多独立的年轻PI带领下的小组。通过调研我们认为,中国要培育一种更深厚的支持型科研文化,需要进行以下方面的调整。

首先,随着课题组结构的变化,扶持年轻PI的方式也要相应地变化。传统上, 中国采用的是基于大组的指导模式,即年轻科研人员在其职业生涯的初期,会跟从一名资深PI和一个大课题组。这是一种类似学徒制的模式,在德国和日本较为流行,但其层级化的结构让年轻科研人员的自主性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与之相对的是盛行于美国的基于独立PI的指导模式。这种模式更能激励创新,但提供给年轻科研人员的直接指导和交流合作的机会都较少。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科研资金流向 年轻PI领导的独立性实验室,中国很多顶级科研机构正在采用一种鼓励年轻PI 从一开始就自闯新路的模式。但是, 传统的大组模式的淡出也意味着,年轻PI需要自行规划研究和职业发展道路。 接受调研的PI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他们在开始独立研究后没有获得足够的指导。与前辈们相比,更多的年轻科研人员认为他们在博士或博士后阶段,或刚创立实验室之时,没有获得充足的指导。而且,这一问题在中国本土培养的科研人员中更为普遍,与曾在海外接受培训的同事相比,他们中有更多的人认为自己获得的指导不够(图4)。

在年轻科研人员独立发展的同时,还应当鼓励他们多方寻求指导。接受访问的年轻PI普遍愿意自主请教不同的资深科学家,而不是局限于一名指定的导师, 这也与年轻PI的独立课题组模式相一致。该模式要求年轻科研人员在有需要的时候主动寻求帮助,而资深PI则可以跨组帮助年轻人。

其次,科研机构可减少资深科学家的行政工作负担,让他们有更多时间指导年轻人。中国的科研人员都非常清楚导师指导的好处,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中有超过90%的人都认为应该加强对年轻科研人员的指导。但是,繁重的行政工作往往限制了资深PI在实验室中进行指导 的时间。因为与提供指导相比,递交项目申请、评估重大项目、完成行政工作通常都享有更高的优先级。中国资深科学家较之西方的同行,要承担更多繁重 的行政任务,这也让他们鲜有时间指导他人。 

运作实验室远非基础化学课那么简单

科研人员的培训是件大事。当前,培训的重任主要落在导师身上,这意味着培 训质量和方法会因PI的不同而有很大差 异。科研人员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多方面的培训,在有些方面中国科研人员 已处于领先。但我们的数据也显示,还 有一些培训,科研人员以及研究生觉得特别欠缺,质量也需要提升。

首先,有必要提升撰写论文和资金申请书的培训,以帮助中国科学家参与全球竞争。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指出,他们最需要关于撰写和发表论文的培训,尽管这类培训已经是最多的(图5)。许多中国科研人员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其中英文写作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同时科研论文的逻辑架构也是一大挑战。 由于英语仍然是全球科学界事实上的通用语言,语言成为中国科研人员与世界分享自己科学发现的一个主要障碍。同时,撰写资金申请书的培训需求也很大,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科研资助竞争激烈而科研资金又很关键。 

其次,增加数据管理和科研项目管理的培训,有利于提高科研生产力、效率和科研成果的可复制性。随着大数据日益普遍地用于科研,特别是生命科学领 域,数据计算和管理能力也越发重要。同时,PI还必须能有效管理一个大的团队。但是,中国科研人员接受的培训通常都集中在如何做科研上,缺少管理技巧的培训(图5)。

填补人力资源短缺,使科研回报最大化

中国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博士生和科技 人员。但我们的调研显示,许多科学家却苦于缺乏博士后研究员和实验室技术 员(图6)。这与西方博士后过剩的情况正相反,而他们的许多博士后就来自中国。博士后和技术人员是中国科研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当前 的转型时期。有经验的博士后能让PI更 有效地利用时间,还可以在指导年轻学 生和员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有能力的技术人员也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 为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中使用的各种复杂的设备和技术,需要具备优秀专业技能的技术人员来有效使用。这些岗位缺少合适的人才,将会影响中国的科研产出,并降低投资回报。那么,中国的科研机构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更为均衡的人力资源结构呢?

首先,要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科研机构不妨摒弃陈旧过时的人事管理体制。“编制”系统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但仍在中国的事业单位包括政府机构和科研院所中普遍施行。有固定编制的人拥有永久性职位并且享受特殊 的福利待遇,而其他体制外的员工则只能签短期合同。在中国当前的科研环境 中,“编制”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PI 招收博士后和技术人员。由于严格的名额限制以及硬性的的学位要求,技术人 员很难获得有“编制”的岗位。而且现行体制更强调获取资金的数量和论文发表数量,这些评估指标通常无法反映技术人员的绩效表现。再者,科研机构在分配宝贵的编制名额时,往往会向研究员和教授倾斜。“编制”的诱惑让一些有能力的博士生去从事教职,而不是去做博士后或技术人员。

其次,有必要为编制外科研人员提供更有竞争力的报酬,以留住人才。由于研究经费中对人员劳务费的上限管理,PI 往往没有足够的经费为编制外人员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这包括研究生、博士后和合同制的技术员。结果,这些专业人员会到企业寻找工作,以获得更有竞争力的薪酬,这种情况在北京和上海等生活成本高的大城市尤为普遍。

再次,把科研评估的重点放在研究产出本身,而非海外经历,科研机构才能把更多有才干的科学家留在中国。中国有许多科研机构在人员招聘和晋升时,会青睐于拥有海外学位或海外工作经历的学者。科研资助项目也偏爱有海外经历的申请人,这甚至是“千人计划”等项目的硬性要求。过去几十年对海外经历的重视为中国科研带来了巨大好处,因 为海外归国的科学家极大促进了中国科研文化和科研水平的发展。但是,随着中国在科研基础设施和研究能力上取得领先地位,受访科学家普遍认为不适宜再强调海外学习经历。让最优秀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不得不去海外“镀金”,已成为中国缺乏博士后的重要原因。中国如想充分利用当前科研环境日益改善的 优势,这个问题就必须加以解决。

合作并非易事

首先,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需要考虑采用更加细化的方式来评估科研,以减少对第一作者身份的争夺,从而推动国内科研合作。论文作者署名或许是科研合作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内的科研合作中尤为棘手,因为许多中国科研人员都想做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这样他们的工作才会得到所在单位和资助机构的认可。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评估机制过于简单,一味强调文章发表的数量,并完全把文章归功于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缺乏一个认可多位共同作者贡献的更合理的分配机制。另外, 中国科研机构对第一作者所属单位, 即“第一责任单位”的强调,也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之一。

这一问题在国际合作中没有那么突出, 因为国外研究人员没有那么强调第一作者,而通常会遵循关于作者署名的专业原则。这种做法在中国还不普及,署名权的分配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受人情等因素的影响。

其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消除不利于正常学术交流的行政障碍,促进国际合 作。在国际科研合作中经常需要交换实验材料,中国在这方面也存在一定障碍。一些邮寄到中国的样本或其他材料 可能会滞留海关数月,导致研究陷于停滞,某些生物材料还可能因此而失效。 此外,差旅费的预算限制、国际旅行的行程限制及繁复的行政审批程序,都阻 碍了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合作。

道德教育

科研不端行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是, 当中国科研人员的学术不端成为全球新闻 头条的时候,中国科学界整体声誉受损的程度要比其他国家发生类似事情时更严 重。这显然不公平,但也说明中国更需要解决科研不端的问题。五分之二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认为,中国科研不端的严重程 度与国外大致相同,但也有差不多比例的人认为中国的情况更严重。因此,科研人员就学术不端行为对中国科研环境的危害程度,也存在意见分歧。接受调研的科学家总体持积极态度,相信中国未来会在这方面有所改善,但我们也发现有些方法可以帮助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加速这一改善的进程。

首先,资助机构可采取更为精细全面的评估方式,减少科研人员“走捷 径”的压力。许多情况下,科研不端的起因来自科研评估系统。因为该系统往往简单地将经济利益和职业前途 与一些量化指标挂钩,如发表的论文数量—特别是发表在影响因子达到某个级别以上的期刊上,以及获得的资金数量等(见图7)。再如,医生需要发表文章才能晋升职称,而中国临床医生的工作量可能会多到让西方医生都惊讶的程度,他们通常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研究。大量发表文章的压力有可能导致科研人员走捷径,引发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如何重新确定评估 系统的方向,使之关注科研的实际成 果,现在是一个全球热议的话题。中国科学院等中国顶级科研机构都已采取措施来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结合 定性评价的评估系统。

其次,需要改进科研道德规范的培 训,强调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多数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都表示曾接受过科研道德规范培训,并没有表现出增加这方面培训的强烈需求(见图5)。但是,这些道德培训的质量值得检视。 正如一些PI所指出的,培训通常不系统、不详尽,对灰色地带往往一笔带过。并且,由于中国过去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不够,人们似乎对科研道德规范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如果能提供更好的培训,更清楚地阐明国际学术界 对不端行为的认定界限,并认识存在于正确与不端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这将 有助于防止科研人员违反国际公认的规 范。资深PI对学生和年轻研究人员的指导,也可以让他们对科研道德规范有更切身的感受。

再次,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可增加调查工作的透明度,并统一对肆意违反科研道德行为的处罚,以抑制学术不端行为。在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中,有91% 的人认为中国的科研机构应在发现、防范和惩罚不端行为方面加大力度。这包括加强监测、执行标准统一的有力处 罚,以透明的方式来调查违规事件。将科研不端行为公之于众,除了能够提升 中国科学界整体的道德规范之外,还有助于其他科研人员认识到该类行为的严重性,并将之作为科研道德规范培训的案例。

中国的科研文化正经历一个重大转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年轻科研人员的指导和培训、人才结构、科研合作、 道德规范都将在这一转型中发挥重要作 用。我们在接下来科研过程的第三个阶 段—科研成果传播,将展现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未完待续。。。）

文章其它部分地址（点击查看）

《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一）：摘要

《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二）：科学家：核心资源

《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三）：科研资助:优化扶持,意在卓越和创新

如若转载，请注明e科网。

如果你有好文章想发表or科研成果想展示推广，可以联系我们或免费注册拥有自己的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