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全球技术地图”；

即便一个理论是错误的，那么它也必须是可预测、可检验及可证伪的。如果这个理论无法证伪，即无法做出一些能在理论上加以检验或证伪的预测，那么它就不应该被视为科学。

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沃尔夫冈·泡利：美籍奥地利物理学家,对相对论及量子力学有杰出贡献】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他的朋友请他看一篇某位年轻物理学家的论文，朋友个人觉得论文不太好，但想听听泡利的看法。泡利遗憾地表示：“这甚至连错误都算不上。”即便一个理论是错误的，那么它也必须是可预测、可检验及可证伪的。如果这个理论无法证伪，即无法做出一些能在理论上加以检验或证伪的预测，那么它就不应该被视为科学。

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人们在谈论新技术时，不论是支持或是反对，也经常用到这句话。但凡有人创造了新技术，总会有人把它说得一无是处。随着发明创造越来越多，正如马克·安德森所说，“软件正在蚕食世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而拥护的声音也日益增强。然而，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对话似乎遵循着一种可预测的套路，对科技发展毫无益处：

• ——这只是一个玩具

• ——成功的东西往往就是从玩具开始的

• ——这只是幸存者偏见——这个真的就只是玩具

• ——你没有办法知道这一点

• ——这么说的话技术就只是彩票啰？

这些对话的问题在于它们并没有预测性价值。

的确，很多重要的技术一开始看上去就是玩具，比如万维网（web）、移动手机、PC、飞机和汽车，甚至冷热自来水一度看起来都像是有钱人或者年轻人的时尚玩具。即便是PC游戏这个本身就是玩具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让GPU这个使机器学习蓬勃发展的东西诞生的缘由。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很多看似玩具的东西最后什么都不是。

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呢？是不是说只能期待那个“玩具”偶尔会通过一些不可预测的机会变成别的东西呢？我们是不是只能耸耸肩放弃努力呢？

威廉姆·高德曼（William Goldman）有一句名言：在好莱坞，没人知道任何事情。这句话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放弃理性和判断。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则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得更好。

那么当我们说某个新东西是玩具时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看来有两层意思：要么是指它不行：它没法做到预期要做的事情，原因是它不完整、不实用或者太过昂贵；要么是指它价值过低：它能用但是也没人想用，因为它的作用太过微乎其微。这两点说明一切都不会改变：产品不会改变、人们不会改变、重要的东西不会改变。

我们如何判断一个东西会不会改变呢？

我们先从它是否能行开始。想象一下，你回到1903年，亲眼见证了莱特兄弟的飞机。这架飞机很小很薄，只能搭载一个人飞出几百米远。但这是一次理论性的突破，并且有一点是确定的，即这种飞机可以扩展到搭载几个人飞出几百公里甚至更远。仅仅6年之后，路易·布莱里奥(Louis Blériot）就飞越了英吉利海峡。飞机材质也从木头和织物变成了铝合金，飞机引擎也进行了升级，并且有了一份向达科他（Dakota） 和兰卡斯特（Lancaster）进军的明确设计图。你可以描绘未来几十年的画面，大家也的确这么干了。虽然从莱特兄弟的飞行器到Constellation需要大量工作，但是需要突破的原理障碍已经没有了。

的确有过这么一段时间，活塞引擎的动力达到极限，飞机的续航距离无法突破。于是我们需要“别的东西”——当然，你没法用它们来造一架波音707，协和超音速客机就更不用说了。结果证明，这个“别的东西”就是喷气式飞机，而在1903年的时候你是预料不到这个东西的（尽管轮船已经有涡轮发动机了）。喷气式飞机所带来的动力和效率为大众航空创造了可能，使飞行成为真正廉价且实用的交通方式。而1903年的突破足以将我们向前推进几十年。

第一部车载电话出现在1940年代末，在许多国家的的很多城市都得到了部署。不过车载电话存在两个根本问题：一是缺乏将车载电话的体积从填满后备箱那么大缩小到可以随身携带的设计图；二是没有规划频谱使用，从而实现在一座城市内同时拨打数百万而不是仅仅几十个电话的设计图。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也意味着产品是极其昂贵的。第一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整个计算机革命的发生（当时还没有开始），而第二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移动电话本身的理论突破以及后续围绕着多路复用（TDMA时分多址复用和CDMA码分多址复用）的理论突破。

与1903年的那次飞行不同的是，1947年的“移动”电话并没有让1948年的任何人开始攻关的改进路径。当时还存在着无法克服的根本性障碍，而且当时的电话不管进行多少次迭代也难以将你带入一个成本只有5美元，而用户可达50亿的世界。所以在1947年，移动电话只是一个玩具。直到30年后我们才拥有生产移动电话必要条件：我们先是有了频谱使用的概念，然后我们有了将这些概念变成硅晶的计算机产业。

移动电话是在1970年代而不是1940年代才进入飞机的“飞行器”阶段，此后移动电话的历史看起来就跟1903年后的飞行史非常相像。而在1947年，将移动电话变成不仅仅是玩具的设计图尚未出炉——这张设计图直到1977年才出现。

1940年代的移动电话或许只是玩具，但至少可以感觉到，在几十年后的某个时候，利用同样基本原则——无线电、麦克风和扬声器以及电话号码，来制作一些有用的东西。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1960年，喷气式飞行背包看起来还像1903年的莱特“飞行器”一样受限和不切实际。

的确，就像这个飞行器一样，它们也只能携带一人飞出几百米远，仅此而已。关键的不同在于莱特的飞行器是一次原理突破，后续可以基于此二进行扩展，但飞行背包却没有办法扩展。它只能飞21秒，因为能携带的燃料就这么多，而且当时也没有对这一点的进行迭代和改进的设计图（改变得不多，后续60年的时间里时间只是提升到了30秒）。要想扩大飞行范围你需要更多的燃料，但是燃料越多重量也就越大，这样一来又需要更多的燃料，不管经过多少次迭代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一些新的非连续性的技术。喷气式背包看起来更像是1783年的热气球而不是莱特兄弟的飞行器——它们不算是一段旅程迈出的第一步。

那么问题就不是某个东西现在行不行，而是它可不可行——你是不是知道如何去改变它。说“今天它是不行的”是没有价值的，说“是的，但一切东西都不是一次就能行的”也没有价值。相反，要问的是你有没有设计图？你知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

• 莱特飞行器看起来像玩具，但其实却是飞行的突破，因为它有着清晰的设计图，大家很容易就能跟进，然后几乎在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东西。

• 然后我们需要另一个突破，也就是围绕着喷气式飞机的突破，从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实现廉价的大规模航空运输。

• 1947年的移动电话并没有成为大众市场产品的设计图，但1975年或者1980年的移动电话绝对就有这么一份设计图，描绘了令其变得廉价和通用的路径。

喷气式背包仍然只是玩具，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任何的设计图来让它们成为更有用的东西。

回过头来再谈谈2017年，我已经在其他场合公开提出过语音接口没有一份成为统一计算机接口或者平台的设计图。机器学习现在是指语音识别可以精确地将某人的声音转化为文字，而自然语言处理则可以将这一文字变成结构化查询——这是一个突破。但是你还得有个地方来发送这一查询，现在还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设计图，去做一个能针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查询给出结构化的回答的系统，而不是把对web的关键字搜索结果倒腾给你。

哪怕是想把语音接口变成对通用计算有用而不是只对小众有用的东西，我认为也得有通用AI的支持，而即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那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了。

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认为通用AI也只是个玩具——其实更有可能是它会把我们看成是玩具。同时还有大量的重要技术会被忽视，因为这些技术哪怕能行也是没有用处的。如果你能够分析一项技术能否够衍生出有价值的东西，是不是就能分析出它是否有办法成为任何人都想要的东西呢？

首先，提出“某个东西可以成为解决已有问题的新手段”是相当常见的说法，尤其是企业技术。它没有办法用旧手段去解决问题，所以“它是行不通的”。而提出的新手段，则是“没人想用的”。代际转变就是这么来的——首先你试图迫使新工具适应旧的工作流，然后再用这项新工具创建新的工作流。双方都充满着痛苦和抵触，但是新的模型最终要比旧的好很多。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有一家大公司的一位VP，他每个月都会从内部系统下载数据到一个CSV文件，再把它导入到Excel，然后制作图表，将图表粘贴到PPT，加上幻灯片和要点，再把该PPT发邮件给20人。可是当你告诉这个人他可以切换到Google Docs时，他们却会嘲笑你；告诉他们说他们可以在iPad上面做时，他们会笑到从椅子上跌落。但说真的，这种每月来一次的PPT情况报告应该换成一个实时的SaaS仪表盘，它总是能保持最新的状态，而机器学习应该会触发对任何非预期变化或者重要变化的警告，而10M大小的邮件应该用一个Slack频道就能解决。现在你再问问他们是不是想用iPad看看。

在企业界，新技术往往是用新的办法来解决现有问题（当然，也可以解决新技术制造出来的新问题）。在消费者产品中，通过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进而改变了人类欲望的事情似乎更为常见。在一些基础应用上，你可能的确在用新手段取代一些现有的手段，就像Word取代了打字机，而电子邮件取代了Word一样，但这样的推理过程在朝着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上层迁移时很容易会导致你得出不可证伪的论断。“千禧一代不那么关心驾驶是因为现在是智能手机赋予了他们自由”，这句话听起来当然不错，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就能确定这句话是对的，更不用说预测了。这不是一个可证伪的分析。你唯一可以明确的是你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类欲望，这只是一种主观的看法，而不是像1903年的飞行路线图那样进行客观分析——更糟的是，这还需要你的主观看法发生改变。

你并不认为你走在大街上时想要听音乐，你并不认为你想随时随地可以给任何人打电话。这种支持进展的理由基本上就是虚假意识——“你认为自己不想要这个，但你错了，有朝一日你会意识到自身感受的真相。”但你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个——再次地，你无法证伪。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尝试将从特定用途中提出的基本功能分离出来。爱迪生认为录音对于布道来说有益的，但对音乐来说，就没那么友善了。你想说出让大家接受新事物是很困难的，也许甚至是不可能的。但相对于根据需要倾听布道来说，录音以及一对一和一对多的声音传播是更为根本性的变革。重要的是看到能力的价值，而不是预测任何特定的应用。审视爱迪生录音技术的一个误区是争论大家想不想要布道——其错误在于只是观察提议技术的应用，而不是实际创造能力。用来布道也许并不奏效，但声音的录制可是一件大事。

在Cellnet的广告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一错误的一个更近的例子：“移动电话是更好的付费电话，对于经常旅行的人来说很有用。”如果你关注的是应用而不是能力的话，你可能就会认为移动电话的客户仅仅是发达国家25%的人口，除此以外就没有人想用了，但事实上几十年后地球99%的成人人口手里都有一部移动电话。

虽然Cellnet错失了移动电话，但Orange与其实际能力却接近了很多：未来属于无线。为什么电话就得绑定在特定房间的墙上，被一根线牵着？Cellnet在猜测移动电话的应用，而Orange则在讨论突破。

再举个例子，2000年的时候，似乎任何一家运营商投资者想要提出的唯一问题都是“3G的杀手锏应用是什么？”结果证明，口袋里面装上互联网的杀手锏应用就是在口袋里面有个互联网：一次通用的技术突破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所能使用的特定应用，而在于它能使用期所能使用的一切。我对你怎么用手机来访问全世界的信息并且跟朋友分享东西几乎一无所知，但我比较有把握的是，你一定想要做这些事情。

因此，用例是主观的，但能力是客观的，最重要的是能力。是的，重要的新技术赋予了我们超能力。电力是超能力，汽车也是，飞行、移动电话都是。我可以摩擦一下手表，告诉住在里面的神灵给我召唤一辆汽车过来，然后门外就会有一辆等着我出来。我们可以用之前无法做到的方式去听、去看、去旅行。我们要去哪里以及我们想听什么已经属于次要问题了。你未必能预测新的超能力会衍生出哪些应用，但你可以预测的是大家会喜欢拥有新的超能力。至于你想用你的超能力做什么事情，那就是你的事了。

再回到泡利（Pauli），本文自始至终要检验的都是可证伪性以及预测能力。“这是个玩具”“一切看起来都像玩具”“没人想要这个东西”“也没人想要电话”，自相矛盾的是，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甚至是“连错误都算不上”的说法：你不能用这些来检验任何事情，它们没有预测能力。当然，提出是否存在技术设计图，或者这是不是超能力，这些属于分析性预测，这样的预测有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答案。但它们的确能提供一幅设计图给你，让你可以理解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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