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郭朝晖老师，亿科创新智库专家，宝钢股份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宝钢技术业务专家，教授级高工，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副理事长。

先后获全国优秀青年创新奖、全国优秀青年岗位能手、上海市职业道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宝钢首届“金牛奖”获得者。先后应牛津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邀请进行短期访问或学术交流。

本文是郭老师多年一线科研的真知灼见，更多文章可以关注郭老师个人公众号：guoguo_innovation！

在我眼里，宝钢退休的老领导刘国胜先生是个很特殊的人。他的身份是领导，骨子里却是个学者；但从学者角度看，却有点“异类”：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信徒、鲁迅的拥趸。他看问题很透彻，却又是个充满困惑、“满肚子不合时宜”的人；他是共产党的书记，却又能与我们这些非党人士推心置腹。

想到刘书记，是因为我最近也常常发现：马克思和鲁迅的许多观点确实有远见卓识。刚才上班开车的路上，又想到了一个问题：社会发展为什么是有规律的？其实，世界运行原本就是有规律的，关键是人们能不能发现规律。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改为“人们为什么有能力发现社会发展规律？”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想可以从反面来问：“什么阻碍了人们发现规律？”

我搞了20多年的数据分析。曾经感叹道：发现规律就是和干扰做斗争——规律难以发现，是我们的认识受到各种干扰。比如，牛顿第一定律的发现，是因为摩擦力的存在是一种常态的干扰。干扰来源越多、机制越复杂，发现规律就越麻烦。

再讲具体的一个例子。“钢铁智能制造的瓶颈是模型”，已经逐渐成为业内有识之士的共识。模型为什么难建呢？因为影响因素太多：我研究模型的时候，就找到40个左右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影响因素多了，就不容易抓住重点、也就难以发现规律。我甚至见过某材料专家，对某合金作用的认识实在太幼稚，让我这个学控制的都觉得可笑。

学者们研究“机理”，本质上就是去发现规律。发现规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我看来，所谓的“机理”本质上就是在做“降维”的工作。比如，成分、工艺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钢铁材料的“组织”。而研究则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发的“组织变化”，只要组织本身是相同的，性能就是一样的。成分、工艺要用几十个变量来描述，而组织只要用少数变量来描述，这就是降维啊。爱因斯坦、波普强调科学研究追求“简单化”，本质上就是降维，而不是计算简单。

同样的道理：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太多，规律也就非常难以把握。于是，很多人把社会的变化归结到某个随机因素身上，如个人好恶、特殊事件的身上。这样，也就看不到规律了。很多人迷信，就是因为看不到规律。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的发展进行了“降维处理”:他们找到了一个关键要素：生产力。

生产力的提高，能让人用更少的力气做更多的事。无论在什么社会，人类或组织的总体利益总是趋向于发展生产力、传播先进的生产力。于是，宏观上看，生产力就是一个从低向高的单向发展过程。

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相关各方并不是“普遍受惠”的。比如，无人化会让某些人失业等等。于是，相关利益方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时，需要改变生产关系、其实就是利益关系，尽可能地让生产力的发展“普遍受惠”。如果做不到，就会产生冲突。冲突化解以后，生产力又会极大地发展。

利益冲突怎么解决的？生产力水平低的时候，“分配问题”可以导致生死的差别——所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解决的办法就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到了现代社会，生存问题基本没有了，人们不至于为了吃饭不要命了，解决的方法就变的柔和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就变成了主要方式：你的生产关系调整不好，你的国家就落后、你的企业就会破产。这样，各方就开始妥协、谈判、改革，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革命。在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个人要什么有什么了，利益冲突就少了，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就少了。

于是，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生产力”这个关键的维度，解释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个规律在今天仍然有效。最近我发现：中国的科技界为什么搞不好？本质上就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没有搞好啊！ 中国有13亿人、一亿多大学生，要是人和人的关系搞得好，科技界还愁什么？ 最近搞智能制造，也深刻地发现：智能制造搞不好，就是因为利益关系没有摆平啊！

为什么呢？请听我解释。

我曾经把龙头企业的科技“短板”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特别难的、一类是没有价值的。“特别难”的搞不好，往往首先是利益关系没梳理好：官本位、科技人员不安心搞科研、难的问题就解决不了；短期考评、导致项目选择急功近利、难的问题没人做。对于“没有价值的”，也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有价值却被隐藏了。隐藏的原因是：整体利益与个人和部门利益冲突。

第二类是低端产业不需要高大上的技术。对于这一类，需要在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才会变得有用——所谓转型升级，一个主要推动力是高质量要求。然而，如果市场机制搞不好、企业逆淘汰（像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样纵容奸商），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宁可生产伪劣产品。转型升级也就没有动力。

所以，要解决技术创新问题，重点也是对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利益关系理不清，生产力的发展就会被压缩。这就是我国的现状。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清楚？我想起一个说法：“哲学往往是社会黑暗的时候发达”。社会黑暗时，会迫使人思考得很深。类似地，人经历的痛苦多了，思考得就会比较深。我在科技一线做了20年科研，想做事的时候，遇到了太多的困惑。我的这些体会，自然是那些仕途上顺畅的人不能体会到的。

最后给大家编个笑话：“春运期间，有个记者跑到火车上调研：大家是不是都买到票了？  最后，他的结论是：旅客们都买到票了、旅客们的意见是：不应该卖站票。”  在中国科技界，这个笑话是有现实意义的：有话语权的人，往往是成为学霸的“成功人士”，他们是春运期间“买到票的人”。而长期在科技一线工作的人，是买不到票、站在站台上瑟瑟发抖的人。两种人观点不一样，也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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